这是2月26日的凌晨股票配资优势，我在北国江城吉林市的一家酒店，4点钟醒来，想到刚刚离去的宗庆后，无法入眠。
南宁的股票配资市场竞争激烈，有多家配资公司提供各种配资方案。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配资公司。
于是起来写几句话，为他送行。
1
认识宗总20多年了，初识时，因我是《南风窗》总编，所以虽然和他相差23岁，差不多是两轮生肖，他称我为“秦总”。我惴惴不安，跟他说“直接叫名字”吧，之后他就一直叫我的名字。他发不出「shuò」这个音的，发的是「suò」，我一直叫他宗总，打电话发短信当面都是这样。
他走了，我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对他并不陌生，邀请他参加过活动，专门去看过他，也做过数次文字、电视的采访。更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些活动上见面，我总是走到他身边，向他请教。
去年春，央视录制《对话》“老友记”，要我作为嘉宾在北京连录几期，结果因为在上海有事，前两期的向文波、董明珠我录了，他的这一期我没有参与，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5月我到杭州出差，突然很强烈地想见见他，就给他发短信。隔了一阵，收到一个电话，是他秘书回的，说宗总让她回电话，他最近身体有点问题，但已经基本好了，从医院回到家调养，要休息一阵，隔一段时间欢迎你再来。
我整日忙碌，加上粗心，竟没有多想一层，他其实生了场大病。倘若想到这一层，无论如何是可以去看他的。
2
此刻如果有人问我，你对宗庆后的印象是什么？我不会像当年说他“在打造市场方面代表了本土企业家的最高水平”，那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方面，现在我会说：
他像铁一样坚强，像拉不回头的牛一样执拗，同时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有他的困惑。
说他像铁一样，最初是我在《南风窗》工作时，和娃哈哈在广东的对手乐百氏创始人们交流时得出的印象。乐百氏的创业团队有5个人，我和总经理何伯权以及管营销的杨杰强相熟，他们不止一次说到宗庆后的让人生畏。他好像永远不用休息，精神状态上没有一点破绽。而他们虽然是60后，年轻很多，但在精神战斗力上不时还需要调节、补充。比如何总，很早就找了自己的企业教练。而宗庆后有一种压倒性的强人特质，完全自养自愈，在对手看来是很难熬得过他的。
2008年7月，我到杭州开会，给他电话说去看他。记得是一个周六，天很热，在娃哈哈老办公楼的办公室里，他穿着拖鞋、大裤衩在工作。
那时正是娃哈哈和达能之争硝烟弥漫的时刻。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对这个题材紧追不舍，在两边交叉求证，故而报道了很多达能一方的声音。我和宗总有些私谊，这次也不是采访，但公务所在，我也直接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说：“你原来的形象一直不错。但‘达娃之争’后，有人说你霸道不守信用，说你逃税，说你煽动民族情绪，说娃哈哈的公司治理有问题，说你退休后娃哈哈怎么办？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宗总是个直率的人。他并不回避。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关于谁霸道不守信用，现在我都不想再说了。如果说我霸道，那也是他们先霸道，我毕竟还没有霸道到‘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逻辑。要是按照他们那一套，什么‘超过1万元的投资都要做可行性研究’，我什么都搞不成。”
“我创业是靠卖冰棍一点一点攒的钱，后来给‘中国花粉’当经销商，有些销售款我不急着给，周转一下，开发了儿童营养液，娃哈哈就是这么来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没有‘原罪’的企业家。我没有向政府要创业资金，政府也没有向娃哈哈投入分文资金，而这些年我们的纳税已经超过100亿元。至于我个人的税务问题，人家跟我说扣了点税，我就认为税已经交了，而且我平时的个人税务也是公司财务部门帮助扣交的。而付我钱的人当时不给扣交，到现在却来举报我，用意反而是明显的。幸亏，2006年前的税法规定，交税的责任人是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给钱的人。而且我在税务部门立案前，经过律师提醒，早已补交了。”
“煽动民族情绪？我觉得民族复兴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我佩服韩国人，当然他们有点过头了。年轻人要学点历史，要自强，要有自己的立场，别人的话不能全听的。”
“娃哈哈的公司治理已经是分级授权，很多知识型的人在下面负责，同时他们也竞争上岗，很有活力。大的决策我才拿主意。有人说我让女儿接班，其实她不想做这行。我现在是在抓企业内部，规范制度，制度规范了我就可以退到二线看他们做。”
我一向中庸，劝他还是和为贵，把公司的治理问题解决好。他回答：“我们没有放弃谈，他们想卖股份，但是他们先开了一个500亿元的价格，后来又按照上市公司的评估标准，把价格改成200亿元。我们认为达能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价格，所以价格还谈不拢。”
《第一财经日报》刊登的这篇《“强人”宗庆后》的结尾是这样的——
宗庆后，这个让达能头疼不已、同时也付出了许多个人声誉代价的“强人”，他执拗的自我与商业的天赋结合在一起，精明的计算与“让别人赚钱才能自己赚钱”的意识交织在一起，无论将来他以何种姿态结束商界生涯，他的故事和矛盾都将是很多人欲猜难解的谜语。
我没有问过宗总对我的报道的看法，估计他也没时间看。
2015年我找宗总，为第一财经电视做一期节目，他又讲到自己的创业史，他说自己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十一二点下班，一日三餐都在食堂用餐。因为都在企业里，所以“西湖改造后杭州很多餐馆都不认识”。
这一次他对达能更不客气。后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我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秦朔：回顾这一段，您是后悔很多事情没有把握得很好，还是说在合资过程中，您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宗庆后：应该说在合资当中，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世界500强？实际上在饮料行业中，我们中国的大企业，比美国、欧洲都要先进，管理都要好。
秦朔：按照您的说法，它们是纸老虎吗？
宗庆后：毛泽东不是说是纸老虎吗？我认为中华民族确实很聪明、很勤奋，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团结。
说实话，我个人并不赞同宗总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直言无忌的风格。
3
如今他走了。我在想，这个坚强如铁，又非常自我执拗的人，他的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还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非常经历，造就他的非常性格。
他是1987年42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业的。此前，他曾在舟山农场挖盐、挑盐、晒盐，在绍兴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长达15年的农村劳作让这个“知青”养成了坚韧耐劳的性格。
1979年，因为可以顶母亲的退休岗位，他才回到杭州，当了8年业务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与抗日战争一样长，一样艰难”。因为这些历练，他当然是特别强悍耐劳的人。
其次，可能和娃哈哈的治理方式也有关系。
娃哈哈长期不设立副总经理职位，只有一些部长，大到战略，小到产品设计，营销计划，他几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说，“刚开始办校办企业，领导也给我派了一个副厂长，我坚决不要，我说你要派个副厂长，干脆就让他当厂长，我不干了。构成派系，勾心斗角，这个厂搞不好。再小的事，我都是事必躬亲，要做厂长，你必须要懂业务，人家就忽悠不了你。”
娃哈哈在他领导下是如此成功，这也加强了他的自我、自信的一面。（注：我对娃哈哈近年的组织结构没有了解过，“不设副总经理”是基于对历史状况的描述。）
宗总也不是没有困惑。前些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之时，我们有一次碰到，他对我说在广告投放上遇到了很大问题。过去投广告很简单：锁定CCTV，锁定一个区域里面最好的都市报，如果当地有电视频道或卫视在本地收视份额很大，再投电视。现在大家都说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广告，他也投了很多，却没什么效果，而且社交媒体的很多数据都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他说回到了地推的形式，即靠人去推。（注：我对娃哈哈后来的投放方式并不了解，这里的叙述不代表现在的情况。）
在这篇文章最后，我要说一个关于宗总的细节，很重要的细节。
有一次我们谈到民企的发展和命运，他说有高层领导对他说，政府和企业之间要有健康的政商关系，不要搞什么私相授受，但对于他，政府是信任的，有问题可以尽管反映。
一是他是做实体经济的，踏踏实实做了几十年，没有改变过；
二是他很早就参与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工程，在重庆涪陵成立了娃哈哈的首家外地公司，安置了不少移民，之后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领导说，我是承担社会责任的。”
这件事我没有见过报道，我也一直只是作为私人交流内容，从未写过。今天，宗总走了，如果我不写，社会上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我至今记得宗总说这番话的神情。那时，做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家，风光远远赶不上某些新兴行业，而且往往被当成传统老套的代表。宗总多少也有些无奈，但对于始终坚持实体经济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两点，以及政府对他的肯定，他是欣慰的，他也有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定力和从容。
宗总安息！我们会永远记住你。
（作者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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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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